事实上，做到“消长平衡”对深圳而言是一个可为、必为但要速为的战略。“谋大扶小做高”是深圳制造“消长平衡”、规避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风险的必由之路。
“谋大”就是一心一意壮大支柱产业。 在少数企业外迁的同时，高科技、金融、物流、文化等被确定的深圳支柱产业也在得到快速的发展。2006年，四大产业已经创造了深圳GDP的54.4%。这一数据表明，支柱产业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城市经济的支撑能力。在四大支柱产业中，高科技产业经过先行一步和长时间的发展在深圳已经拥有了很好的产业集群和资源配置环境；物流业有着全球第四的海港优势、全国第四的空港资源和中国最大陆路口岸地位做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作为一种经济增长中的促进因素，它更多的作用是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上，而不是也很难以直接产值创造的能力体现在GDP中，并且深圳本身面临着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金融地位的强大竞争，深圳急需在香港与祖国大陆可能的金融合作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作用点。文化产业是否能支柱化，对深圳则更具挑战性。显然，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新一波的发展点、增长点不在深圳，这既与深圳作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规划决策太晚有一定关系，也与深圳缺乏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有关。规模化的文化产业创造者、多元化的文化产业市场主体、丰富的公共思想和文化平台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的发展相比其它产业而言更考验城市智商和城市管理者的改革开放能力和水平。发展文化产业仅有当年深圳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雄心壮志是不行的，那时侯深圳毕竟拥有全国其它地区不能比拟的市场体制、产业转化和新型价值观优势。当前，深圳应该要注重文化产业的源头创新问题，要特别警惕和防止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出现“三来一补”和“加工型”企业；
“扶小”就是精心扶持成长性强的中小企业。对深圳来说，眼睛不能只盯着大的，热情不能只付诸强的。在深圳已有支柱产业的今天，由政绩意识主导下的政府部门如何能把“扶小”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导向？在第一次创业期，深圳被誉为中小企业天堂，但现在的深圳显然在商务成本上已经不具优势，在获得政府服务上，也不能和昔日同日而语。深圳的中小企业应该也需要接受和面对这样的事实。但越是在一个由大公司主导话语权的时代，深圳越应该对中小企业要施以普惠性的政策和环境，事实上，深圳比谁都要明白华为、中兴、万科、腾讯都不是一天练成的。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经济更具有草根性特征。值得重视的是新型商业模式的发生中心正在偏离深圳，大量的带有未来性和强增长性的“商业种子”正在北京和上海滋生。这是激荡的商业思想、充满激情的创业者（包括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活跃的资本在一个地区集群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企业因为自身的稳定性和强大的生存能力需要的更多是一个高城市价值和良好的市场环境，而小企业不同的是需要具体的支持。比如融资便利度、产业园区的进驻、政府办事的开放性和效率性、获得政府资源直接支持等等，从这个角度讲深圳应该建立全面的中小企业战略支持系统，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突出“中小企业局”的属性。
“做高”就是不断提升深圳的城市平台价值。深圳要想在产业转型中维持主体经济成分，甚至提升城市经济质量，就必须更快建设强大的城市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做高深圳的城市价值。要让无论是扩张性外迁的企业，还是成本压力下被动外迁的企业都能把深圳视为总部（事实上有一定比例的外迁企业仍然把管理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留在深圳）。要加速推进深港合作，充分利用香港地位和资源提高深圳的国际化能力，要强力建设总部经济支持资源，在人力资源结构、高端服务业水平等方面要尽快改变现在与上海、北京、广州之间存在的比较价值差。要改变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注重总部经济的主体市场目标，而忽视总部经济支持资源建设的现状。要大力建设和提供世界都会文化，使深圳成为全球文明、商业思想、资讯相互激荡的地区。
只有真正做到“谋大扶小做高”，深圳才能做到“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才能实现“消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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